合理增加公共消费的经济学与社会学意义

张锐

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不可避免地对中国出口造成残酷挤压，增强投资稳增长功能的同时，更应重视激发消费作为经济内生引擎的重要作用。不过，疫情倾轧之下就业口径的无奈收缩，以及民众收入的客观递减势必掣肘与压制消费动能的释放强度，在这种情况下，合理增加公共消费作为高层首次倡导的政策指向被及时推到了台前。

公共消费是指由行政管理机构和为居民服务的非营利机构为了社会治理需要在物品和服务方面的购买性支出，实际工作中表现为行政管理、国防安全、科教文卫、社会保障、环境保护以及公用事业等方面的物质与服务消耗，且这种消耗必须沉淀与输出可以为社会公众共享的公共物品与服务，公众就此获得的体验程度也可以成为公共消费价值的最主要裁量，因此，公共消费又可以叫作“社会公共消费”。

对应公共消费的是居民消费概念，二者虽然共同构成了社会最终消费的总盘子，但却有着各自的禀赋与特质。对居民消费而言，当个人需求得到满足后就代表消费行为的终止，但公共消费并不以物品与服务购买机构的需求满足为休止符，而是要持续不断地衍生与延伸出面向公众服务的公共用品价值。

但公共消费与居民消费一定不是两条不可以联动的绝缘体。作为社会最终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消费首先能够直接带动居民消费，进而产生消费“乘数效应”，如以杭州市应对新冠疫情而发放的面值10元的消费券为例，政府每支出5元，就能够拉动社会消费289元。当然，像消费券这种非常时期的公共消费作用于居民消费的拉动效应应当只是一种暂时现象，而从长期性与常态化角度看，公共消费与居民消费其实存在着更为复杂的关联。

公共消费对居民消费的“挤入效应”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经济逻辑。一般而言，公共消费的合理增加，代表着可以供给的公共物品与服务的数量增加以及效率的改良与质量的提升，同时也意味着公众的获得感、幸福度与满足感的增强。比如国防支出的增加带来的是公众安全感的提升；医疗保险比例的增大显示的是公民健康保障能力的强化；教育资源的充足可以让公众享受到低成本提高自身与子女素质的红利，在这种情况下，居民部门就会大量替换出用于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并将其转化为其他方面的消费，居民消费由此得到扩张，产生消费的“挤入效应”。

与“挤入效应”对应的是公共消费可能对居民消费形成的“挤出效应”，即当公共消费不足时，往往会出现公共产品与服务的短缺，如上学难、看病难等，从即期看会加剧公众的对公共用品的可及性风险与可获得性风险，并且被动增加公众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机会成本，同时由于公众的不安预期和自我保护意识的随之增强，他们往往会通过增加储蓄与未来消费来应对与消除不确定风险，相应地必然引起居民即期消费率的降低，形成居民部门的消费“挤出效应”。

必须指出，公共消费对居民消费的“挤入效应”与“挤出效应”不仅发生在后者的数量增减上，也反映到后者的消费质量层次升降上。最简单的例子是，如果政府发放的是餐饮购物消费券，公众配套增加的只能是物质消费，但如果发放的是旅游文化消费券，带动的则是居民服务消费以及人力资本支出的增加。另外，由于公共消费多发生在科教文卫、社会保障、环境保护以及公用事业领域，如果因此形成的公共物品与服务非常充分，得到确定性配给的公众就必然将更多收入转移到出行旅游、娱乐健康以及培训教育等消费品上来，消费质量明显提高，相反消费的升级动能就会遭遇抑制与挤压，如社会保障不足，居民只能进行更多的养老储蓄，环境的退化与疾病的流行会直接冲淡与阻止公众的即期文娱旅游消费等。

其实，公共消费除了彰显出拉动居民消费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经济学意义外，更蕴含着非常厚重的社会学意义。一方面，公共消费的资金来源于公共财政，即公共税收形成了公共物品与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消费代表的是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而更重要的是，公共消费的服务指向是社会公共目标，尤其是由此而衍生出的公共用品又具有公益性、保障性、福利性与共享性特征，这样，公共消费又承担着促进基本消费平等化的重任。另一方面，对于收入水平较低的阶层或者特殊人群来说，由于财力等因素的制约，消费满足可能无法通过个人购买来实现，但通过公共消费转化的公共品则可以完成，比如商业场所的健身器材只能为付费客户有偿使用，但通过公共消费在公共场所添置大众健身设施，就可无门槛地给所有人享用。看得出，作为社会公正的实际载体，公共消费已经将经济激发功能和社会调节功能融于一身，对经济与社会、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起到润滑与平衡作用。

从全球范围看，发达国家的公共消费占到了GDP的30%以上甚至更高，而且在社会总消费中的占比也超过了30%；相比而言，国内公共消费约占GDP规模的17%，同时占最终消费的比重约为27%，显然，我国公共消费还有合理增加的空间。但首先必须明确，从公共消费所承载的功能来看，合理增加的公共消费应当是指能够高效率地转化为社会公共产品，以及为社会大众所共享和为社会带来普惠福祉的公共消费，那些停留于购买机构的自身消费或者少数人可及的消费，如使用超标办公室、“三公”经费支出等不仅不能纳入公共消费的增加范畴，还应该进行大力度与合标化削减。

必须看到，公共消费的基础是公共财政收入，而我国财政收入增速已经从10年前的11.7%下降到去年的3.8%，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下今年的公共财政进账会继续萎缩，由此决定了公共消费在合理增加体量规模的同时，更应该注重提高公共消费的效率。一方面，公共投资与公共消费是此消彼长关系，作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有效举措，公共投资短期内显然要通过提高财政赤字继续加大砝码，但从长远的制度安排看，应当适当降低公共投资比重，而增加公共消费的权重；另一方面，在公共消费中，应当合理调整生产性投资与消费性投资的比例关系，并在公共消费主体结构中逐步降低政府自身消费，即降低行政运行成本，同时提高非盈利机构消费即社会性消费的比重。策应公共投资与公共消费的结构优化要求，地方政府应当由市场竞争主体转向公共服务主体，由主导投资的主体转变为促进公共消费的主体。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公共消费的最终目标是能够提高公众满意的公共物品与服务，因此，从消费过程的购买程序开始，就应当对准市场与民众需求，而不是为了公共消费而公共消费。为此，公共消费首先应当加强对小微企业产品与服务的购买，而基于公共消费都须通过政府采购通道，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在单位政府采购用品组合中明确提高小微企业产品与服务的占比，同时公开竞标指标安排上加大小微企业的优惠得分权重。另外，公共消费应当突出补短板导向，一方面侧重循序增加卫生健康、环境保护与科教培训等方面的支出占比，另一方面契合乡村振兴战略，重点加强农村学校幼儿园设施、医疗卫生网点以及乡村两级图书馆等方面的建设，同时适度提高农民的医疗养老保险补助标准，增加低等收入群体和困难收入群众的生活补贴，借此提高公共消费的平等化程度。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